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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把鬼子打跑,我绝不回家!”

0次浏览     发布时间:2025-08-14 15:44:00    

1939年,13岁的马学魁在八路军招兵处死死攥着教导员的衣角,面对“年纪太小,再等两年”的劝说,这个还没枪高的少年梗着脖子重复:“我一定要参加八路军!”

如今再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,老人布满沟壑的脸上仍能看出当年的坚毅。跟随革命队伍,他始终像颗钉子,牢牢铆在抗日救国的阵地上。

抗战老兵马学魁。 程功摄

特殊战友

沂山北麓的临朐城,三面环山,一条大河穿平原而过。城南的芦家庄垂柳依依,榆树成林,这里是马学魁的家乡。1938年,日军的炮声撕碎了这里的宁静。

“鬼子每天早晨都会拖着大炮、机枪对田野、村庄毫无目标地射击。老百姓像惊弓之鸟,听见枪响只能慌慌张张地逃难。”看着乡亲们被炮弹惊得四散奔逃,村里的年轻人聚在老槐树下商量:“这样的日子没法过了,不如参加八路军,打鬼子!”

13岁的马学魁挤在这些年轻人中间,攥紧了拳头。1939年10月,他约上同村几个伙伴,摸黑往十多里外的西圈村走,那里驻着八路军第一纵队第八支队独立第三大队。

大队长瞅着才到他腰的马学魁直摇头:“你太小了,回家再长两年。”马学魁死活不愿意回家,旁边的教导员噗嗤一声笑了,“这孩子有股犟劲,去宣传队吧。”

宣传队有30多个人,虽然演出水平不高,但很受老百姓欢迎。为了宣传抗日救亡,扩大抗日武装,马学魁和战友们白天在集市上唱歌跳舞,等人聚拢过来,就由专人站在石头上演讲,“鬼子占了咱的地,烧了咱的房,再不反抗,咱都得成亡国奴。”老百姓参军入伍的积极性很高,马学魁记得,到1939年底,第三大队已经是一个有四五百人的队伍了。

宣传队的工作,也不止在“后方”。1940年,部队整编为山东纵队第一支队,后又合并为山东第一旅,宣传队不仅要承担活跃部队文化生活、鼓舞战士和群众斗志的任务,还要做瓦解敌人的工作,跟着部队上战场。

他们时常靠近敌人的据点,对日军和伪军展开心理攻势。面对日军据点,马学魁和战友们用学会的简单日语大声喊话,唱起日本歌曲,瓦解日军斗志;而当遇到东北军时,大家就唱《流亡三部曲》。

后来,宣传工作出身的马学魁还被组织派往日本反战同盟工作,当时,有部分日军俘虏在经过八路军的教育感化后,毅然加入了反战同盟。马学魁与这些“特殊战友”并肩作战,编写传单,侦察敌情,喊话劝降,在瓦解敌军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。

“绝不回家”

1941年的冬天格外冷,日军的“扫荡”越来越密集,根据地被切成一块一块,部队的行动化整为零,以班为单位活动,“一个晚上能转移五六次,常常是刚躺下就得起来跑。”

反“扫荡”期间,日子苦得像嚼黄连,马学魁和战友们缺枪少炮,“有的人只有大刀、红缨枪,甚至拿棍棒。”粮食更为短缺,“连榆树叶子、树皮都吃光了,第二年春天,山上的榆树全成了枯树。”

在日子最艰难的时候,马学魁两次犯了疟疾。当时,由于敌人对根据地封锁很严,缺医少药。马学魁的办法是“忘”——“浑身发冷发热,没药治,就只能硬扛。实在难受了,就逼着自己干活,不让脑子想生病的事,熬过去就好了。”

艰难环境下,党中央向各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,因为年纪小,部队领导希望马学魁能回家休息,但马学魁的态度异常坚决:“我死也不走!行军打仗,几天不吃饭,我不比别人差,不把鬼子彻底打跑,我绝不回家!”

1944年,马学魁参加了讨伐吴化文的战役。吴化文投靠日军后,在沂水县一带制造了无人区——村里的蒿子长了一米多高,房子塌了,地里看不见庄稼,白骨遍地。

“当时集中了七八个团,我们686团打主力。”马学魁记得,敌人工事坚固,地堡群外是开阔地,几次炸碉堡都没成功。八连连长何万祥急了,抱着十几个手榴弹冲上去,跳上地堡就往射孔扔,炸开个口子,自己却中弹牺牲了。

“为连长报仇!”战士们喊着冲进去,喊杀声震得地都在抖。“这一仗消灭了七八百人。”战后,鲁迅艺术宣传大队谱写了《我们的英雄何万祥》,马学魁总跟着唱,每唱一次,心里都会热血翻涌。

1944年4月,马学魁被分配到抗大学习,为建设空军做准备。1945年8月15日,他和战友正在河里洗澡,宣传干事跑过来大喊:“日本鬼子投降了!”“大家在水里蹦啊跳啊,喊‘毛主席万岁’,嗓子都喊哑了。”马学魁说,那天的河水格外暖,像揣着一团火。

面对记者的采访,马学魁说自己在机关待得多,没打多少硬仗,应该多讲讲那些在战场上拼杀的战友的故事。回忆起牺牲的战友、英勇的何万祥连长,还有那些在艰难岁月里伸出援手的可爱的乡亲们,老人说:“那时候没人想过退缩,大家就憋着一股劲儿,非要把鬼子赶出中国不可。”

来源: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